“馆校合作”听过很多次，但你真正了解博物馆与学校是如何合作的吗？（博物馆篇）

博物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看似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但近些年来二者却被不断联系到一起：教育部推出“330工程”，北京市教委推出 “四个一”活动、“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都鼓励各级博物馆积极参与，与学校合作开展教育活动。而在馆校合作中，博物馆也不断完善教育功能，创新教育模式，将馆校合作的经验成果惠及社会公众。

馆校合作开展至今，博物馆都遇到了哪些机遇与挑战，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又有哪些感受？弘博网分别对博物馆、学校、家长、社会机构等各方进行了采访，听他们对于馆校合作的理解。本期，分享北京地区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观察和思考。

长期系统课程引起孩子们对博物馆的兴趣

与一般馆校合作的短期、零散独立的课程不同，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作为中小型专题博物馆的一员着眼于充分发挥小而专的特点，牵头组织北京数家专题类博物馆，在北京史家小学开设了“中国古代科技系列精品课程”。这一系列课程涵盖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术、青铜冶铸技术、古代建筑技术、天文、攻守城武器等版块，旨在锻炼孩子们实践能力的同时，激发他们对中国古代科技原理和古人智慧的兴趣和思考。这种长期的有系统的课程在馆校合作的实例中独树一帜。

据顾莹副馆长介绍，“我是小小造币工匠”是最早开发的课程，经过最初的磨合调整，现在这套课程设计已经趋近成熟。这套课程在史家小学开设时名为“中国古代铸钱技术”，顾馆长和团队选取了平板竖式范铸法、叠铸法和母钱翻砂法三种中国古代铸钱方法作为核心内容。如何设计课堂活动，让她们十分犯难：学校要求课堂上既要有详细的原理讲解，又要有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最好还能够在课堂活动中亲手制作出成品。受到学校教室既有设施限制，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让孩子们既学到知识，又收获乐趣呢？经过深入思考，最终决定采用平板模具浇铸制作巧克力、制作古钱币叠铸陶范片和填装砂箱制作过程的体验方式分别模拟三种铸钱技术，在保留技术核心内容同时，提供了还原且趣味十足的体验。由于学生反响非常好，这一课程被史家小学保留成为每年的固定课程。但博物馆并没有就此止步，针对这一课程，不断推陈出新，在已有推出纸钞雕版印刷课程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出古钞纸制作课程，继续丰富课程内容。

“厉害了!我的武器”系列课程最初是博物馆自行开发的全面介绍中国古代攻守城器械原理及模型制作课程。该课程以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所在地德胜门箭楼的军门特色为主题，围绕古代武器技术展开。其中的两项中国古代弩机、炮车课程已经纳入“中国古代科技系列精品课程”中。顾馆长介绍，为了使校内课程惠及更多的学生，她要求制作公司为学生定制了专用学具盒，模型也采用模块式可拆卸组合的方式，使学具盒可以反复利用。后续推出的抛石机和云梯车原理与模型制作课程也在博物馆内开展，2019年计划推出塞门刀车和巢车的模型制作课程。

然而顾馆长也坦言，虽然做好了准备，但第一次的课堂教学活动，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给她印象很深的第一次课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雕版印刷课程，虽然博物馆老师在努力地传授知识，但孩子们的反应并没有预想的那样积极。顾馆长全程参与了课程，并在课后与学校老师沟通中发现，博物馆以往的灌输式讲解与小学教育存在很大差异，往往博物馆老师更多地注重如何把大量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接受，忽视了对课程内容的引入，特别是古与今的内在联系，如何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使学生的脑洞打开，进行自主思考和探究问题的本质才是最重要的。她认为在这样的活动中，博物馆“不是来教知识的”，而是要起到“引子”的作用，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思考，吸引他们走进博物馆。第一次课程结束前由学校老师示范，引导孩子们对自己的实践过程进行总结，鼓励孩子们分享活动中的遇到的问题与经验，这启发了顾馆长对于博物馆讲解教学方式的改进。另外学校在馆校合作活动中密切关注学生的收获，学期结束时，学校都会征集家长、学生的反馈评价，才使得该课程在长期实践中逐渐臻于完美。

然而在长期的实践中，顾馆长也发现了现行机制下馆校合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的当下，博物馆和学校双方都有着合作的诉求，但是除了政策推行的少量项目以外，馆校之间缺乏合作的机遇与沟通的平台。在北京，目前一些社会机构已经参与到学校学生社会实践课程中，但真正属于博物馆直接参与的还极为有限，现有的社会机构是否具有合格的教育资质和准确的文化解读与传播能力也令顾馆长担忧。另外，政府在馆校合作上缺乏相应配套的政策法规进行引导和规范，在现有博物馆财政资金管理上，政府缺乏对新时代下博物馆所承载的各类业务活动的了解，导致博物馆由于人力、财力的缺乏，对馆校合作的态度并不积极，公益性的体制管理与社会机构盈利性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非国有公立性博物馆而言，政策的忽视和资金的缺环为馆校合作的热度泼了一碗冷水，是馆校合作推行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于校本教学推出馆校合作新模式

现徐悲鸿纪念馆的范景龙，原先是在首都博物馆负责接待服务，其中就包括了北京市教委的“四个一”活动的统筹安排。2014年9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公布一系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要求，其中明确要求引导学生知行统一，并要求每个学生在中小学学习期间至少参加一次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分别走进一次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活动简称“四个一”活动。作为活动的承接方，自然会就前期工作与学校进行对接沟通。在与某校就合作项目的沟通中，对接的一名历史教师在博物馆内进行课程教学的设想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他也对博物馆教育的创新方式有一定的想法，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该校进行馆校合作新方向试点，即在博物馆内开展校本教学的探究。

在国内，馆校合作活动开展已有些时日，而合作形式却相对固化，一般为博物馆提供文物资源，学校从中选择，由博物馆以讲座、科普活动等形式带入校园，和校本教学进行深度融合的实例较少。而这次首都博物馆的馆校合作新形式探究是基于现有的中学校本课程内容，结合了首都博物馆的北京通史展厅和老北京民俗展，从中选择真正符合校本教学的资源来进行的深度合作。教师在充分研究教学大纲和校本内容后，有针对性地选择博物馆展览和藏品资源为校本教学服务，这种深度融合在之前是极为少见的。同时，这种基于校本教学的馆校合作模式尚属新潮，缺乏实例可供借鉴，因此需要负责教师充分发挥专业所长，在课程设计上投入相当多的热情与精力进行拓荒，才能产出既能引起学生兴趣又合乎教学目标的博物馆课程。范景龙认为，只有老师开始对课程、对博物馆提供的资源进行思考的时候，这种深度的馆校合作才能真正开始。

范景龙认为，自2014年“四个一”活动实施以来，其“弘扬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目标已经达到了。过去学生平时忙于课业的学习，没有时间走进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参观。而自活动开展以来，市教委和各学校充分意识到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于是积极响应，重视与博物馆的对接工作和活动落实，让学生有机会真正全身心地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然而，像上面提到的校本教学探究的深入合作并不常见，大多数学校仍然只是以完成任务为主。需要承认的是，“四个一”活动还在初步实施阶段，只能保证项目的贯彻实施，但尚不能保证高质量的实施。一方面，学校教学管理工作庞杂，在该项目上投入的精力有限，馆校合作的深入与否全凭相关负责老师的付出程度。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探索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只有通过坚持该项目的持续实施，获得大量的样本后，学校与馆方才能就此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未来馆校合作的发展方向。而在现阶段情况下，“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让学生对博物馆产生兴趣，了解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基础知识，馆校合作的基本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只有老师、学校和学生都对其感兴趣时，博物馆和学校才能进行长期、深度的合作。

对于馆校合作的盈利问题，范景龙透露，首都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机构，长期以来都坚持免费开放，免费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一切花销均由政府拨款。然而，公益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服务的均质化。许多学校为了获取更加优质和个性化的服务，选择了委托社会机构带领学生开展博物馆研学旅行，其中不少学校也希望社会机构能够成为学校与博物馆开展馆校合作的中介平台，对此他持保守态度。他认为，由于社会机构的盈利模式有违博物馆的公益性原则，如果公益博物馆与其进行合作，可能会造成一些虚假宣传的现象，为了规避可能的纠纷和风险，北京绝大部分博物馆较难就此进行深度合作。另外他也指出，许多研学机构博物馆课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待提高，但博物馆没有相关的管理条例，所以无法进行制止，博物馆也无权干涉学校决定，只能尽可能为学校提供服务，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源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公益性。

对于社会研学机构的规范，范景龙认为各博物馆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发适合自己的引入机制。研学教育机构尚属新兴行业，总体上缺乏相应机制与法律进行约束管控，他希望上级主管部门能够出台相应措施，引导社会机构正向发展，为发扬传统文化、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发挥社会力量。同时，他也表示，博物馆与社会机构合作的大门不会永远关闭，虽然基于现行体制，博物馆在与社会机构合作的时候存在较多局限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相信未来会探索更好的合作模式，在社会机构的盈利性与博物馆公益性之间取得平衡。他也希望开展研学项目的社会机构能够不忘教育的本心，真正做到热爱博物馆和博物馆教育，力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博物馆在馆校合作中的前景与挑战

馆校合作正在从博物馆资源主导向校本课程主导、短期独立课程向长期系统课程变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博物馆与学校的教育结合日渐紧密，馆校合作正在逐渐向深入发展。

但博物馆在与学校合作中也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博物馆在与学校的财务对接和活动经费审批中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世面上许多不合格的私营教育机构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造成侵犯。这两方面问题的背后是政府缺乏对博物馆事业的关注和了解，在教育市场管理和规范上的政策缺环。

社会力量的合理介入也是未来馆校合作的一个值得探索的模式。博物馆和学校在馆校合作上能够投入的精力毕竟有限，随着受众需求的增加，社会教育机构的介入能够帮助博物馆分担其教育功能，在综合博物馆文化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满足更多更多样化的需求。社会教育机构如何介入，博物馆教育功能如何进行合理分工，博物馆盈利与公益如何平衡，是未来馆校合作不断深化的关键。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图片来源：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

作者：Naranja

编辑：国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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